宋都之危
 
文/路德

  大宋开宝九年三月,宋太祖赵匡胤西巡洛阳。洛阳夹马营是太祖出生之地,一直难有机会故地重游。
  此时大宋已经统一了中原以至整个南方,实现了自晚唐以来200多年间中原王朝最接近于大一统的局面。尽管北方仍有强邻,但开国16年来,大宋国力日强、国运大盛。
  然而,此次西巡,太祖突然提出要迁都洛阳,令群臣大为惊骇。大臣们的强烈反对让太祖满心不悦,索性在洛阳一住两个月,拒绝东返开封,甚至提出一迁洛阳,再迁长安。僵持两个月后,心有不甘的宋太祖还是在弟弟赵光义劝说下,起驾回京了。这就是宋初所谓的“迁都之议”。
  研究和关注宋史的人普遍认同赵匡胤提出迁都绝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他的这一想法未能付诸实施,是整个国家的重大遗憾。如果当时将国都迁至洛阳,或许两宋绵延三百年受困于北方边患并两次亡于外族的悲剧可以避免。
  从地形来看,洛阳坐拥山川之险,“河山拱戴,形势甲于天下”,而开封地处黄河南岸的平原之上,是无险可守的四战之地。如果仅从这种自然条件上比较,洛阳和开封作为国都的优劣是显而易见的,满朝文武一致反对迁都,当然会有这之外的其他原因。
  开封在战国时曾为魏都,当时叫大梁,后改称汴州。隋朝开通的运河经汴梁入江淮,使这里成为锁控南北水路交通的咽喉。到唐朝中后期,北方藩镇割据,战乱频仍,经济中心移至南方地区,汴梁则成为南粮北运的必经之地。五代时期,汴梁先后为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四国之都,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到周世宗柴荣时,汴梁已经拥有三重城墙,城高池深,商业繁荣,颇具帝都风范。再经赵宋王朝十几年经营,汴梁城“当天下之要,总舟车之繁”。朝中群臣在此安居多年,此时提出迁都,确有动摇国家根本的感觉。何况此时的洛阳(包括长安)由于自唐朝后期开始的连年战乱,城市破坏严重,经济凋弊不堪,基本上已经失去了作为国都的条件。
  可问题在于,当大宋如秋风扫落叶般荡平南方诸国而将目光转向北方时,形势却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盘距在山西的北汉政权联合北方的契丹,凭借都城太原的有利地势,成功阻止了宋军向北的步伐。宋太祖三次攻打北汉,皆受挫而返。当战略上的进攻转化为对峙,宋太祖意识到了巨大的危险。北汉在黄河以北,与汴梁仅相隔一河。而强大的契丹也随时有可能挥戈南下,以汴梁平坦开阔的地势,如何抵挡辽军铁骑? 
  为了保证四战之地的安全,驻守开封的禁军数量急剧膨胀。那些已习惯于享受安逸生活的大臣们,看到有重兵屯守京师或许感到心安,而太祖则已清醒地认识到了军队庞大对国力的巨大消耗。他提出迁都洛阳就是为了“据山河之险而去冗兵”,只可惜,他的远见卓识未能得到大臣们的理解,最终在赵光义“安天下者在德不在险”的劝说下,不得不做出妥协。
  在最终妥协时,太祖忍不住仰天长叹:“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此语在百年以后得以验证。空前庞大的军队消耗着大宋90%的财力,却仍无力阻挡外敌的入侵。开封终于在靖康二年被金军攻陷,北宋灭亡。